总统并没有未加界定之剩余权力可以行使，不能因为他认为公共利益需要就可以行使该权力。

这种模式又被称之为严格执行观点：在紧急状态下，规则没有也不应该被放宽。在紧急状态中，行政机构会获得更多的权力，甚至还会获得紧急立法权，设立临时特别法庭行使紧急司法权。

(三)1949至1978年新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政治动员模式 1949年以后，紧急权力制度在中国大陆则经历了另一番形态迥异而复杂的变迁。该法还列举式地规定了军官有权限制的公民基本权利类型，并特别规定在围困状态期间，军人与平民的案件一概由军事法庭审理，实行一审终结。动员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极大重视。不过仅从规范来看，备案和专项工作报告只涉及政府一方的行为，没有涉及人大常委会在此之后的作为，而监督则是双方的互动，因此这一监督机制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1803年5月，美国总统杰斐逊率先使用了这一特权：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形下，从法国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州，以保障美国西部领土安全。

二是规范内容的细致性，法律法规的规范相对较为抽象、普适，应急预案往往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只实施于特定空间、作用于特定对象，因此其规范更加细致、更具有可操作性。[13]1849年的法国围困状态法臻至成熟，该法区分了军事围困状态和政治围困状态。控制性的信息权利观主张个体对于信息的控制，但日常生活中他人对于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可能打探其他人的姓名、电话等各种能够直接或间接识别个人的信息，即使个人不希望他人获取此类信息，也不能说此类打探信息的行为就属侵犯他人的个人信息权利。

四、个人信息的场景化行为主义规制 将个人信息视为基本权利的客体，这更多反映了欧洲看待个人信息的立场，[61]而将个人信息视为他人言论自由的对象，这更多反映了美国看待个人信息的立场。例如在一个小群体中，通过朋友而要到他人电话或微信名片，并给他人打电话或添加微信好友，此类行为虽然可能对他人造成困扰，但很难说其就一定构成了对他人信息隐私的侵犯。在展开正文之前需要说明，本文并未严格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的概念。在这一案件中，华盛顿地区巡回法院认为，消费者的商业记录也有权得到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只是这种保护要比其他类型的言论更为宽松。

[34]再比如，对于个人信息的更正权、删除权、携带权等权利，也无法成为法定性权利。参见Luciano Floridi，et al.，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to Google o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载Buermeyer网站https：//buermeyer.de/wp/wp-content/uploads/2012/02/Report-of-the-Advisory-Committee-to-Google-on-the-Right-to-be-Forgotten.pdf，2018年1月15日访问。

[71]此种进路的分析，参见Omri Ben-Shahar Lior Jacob Strahilevitz，Contracting Over Privacy：Introduction，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45，No.2(2016)，pp.51-61. [72]就第一点公共性来说，如果数据所涉及的数据主体是一个完全公共性的角色，那么此类数据更应当被保留，而当数据所涉及的数据主体是完全不具有公共性的角色，则此类数据更应当被删除。此外，基于对滥用个人信息所带来的伤害风险，应当对此类风险施加特定的责任，而且，救济措施应当和因为收集、使用和转移个人信息所带来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相称。[32]此外，在美国西部公司诉美国通讯委员会(U. S. West，Inc. v. FCC)的案件中，针对美国《电信法案》中所规定的用户电信信息，例如客户订阅的电信服务的数量、技术配置、类型、目的地和使用量有关的信息，美国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庭也认为，此类个人信息属于言论自由的对象，受到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在公法与公法理论上，有两种看待个人信息的观点。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因为根据已有情况，已经可以确定佛蒙特州的此项立法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护，药剂师可以为科学、新闻或其他目的向第三方捐赠或出售此类信息，但此案中的立法却根据言论内容和发言者身份而进行歧视性地限制。法庭的多数意见认为，对于言论自由来说，公共人物的概念并不取决于本人是公共性的还是私人性的，而在于该人物所涉及的公共议题是不是公共性的。就保护模式而言，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通过个案执法而不断勾勒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为边界，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个人信息的场景化行为主义规制。

因为在医疗领域，个人和医疗机构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认知差距，医疗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往往很可能会利用个人信息来向个人提供利润最为丰厚的医疗服务，而非最适合个人的服务。第一种观点将个人信息权视为基本权利，根据这种观点，个人信息是基本权利的客体，法律应对个人信息进行确权保护。

[19]Alan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 1967, p.7. [20]美国言论自由的经典形象就是一个人站在街角的小讲台上发言的形象，参见Harry Kalven, Jr.，The New York Times Case: A Note on ‘The Central Meaning of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Vol.1964(1964), pp.191-221. [21]See N. Y.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 403 U. S.713(1971)(per curiam). [22]See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254, 279(1964). [23]See Curtis Publ'g Co. v. Butts, 388 U. S.130, 155?(1967). [24]See Rosenbloom v. Metromedia, Inc, 403 U. S.29, 47?(1971). [25]Id. [26]在此案中，《美国意见》(American Opinion)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将民权律师格茨描绘为试图推翻当地警察局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策划者之一，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公共人物必须是具有某些特征的群体，不能将所有公共议题中的个体都视为公共人物。在一种场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可能会促进某种权益，但一旦场景变化，个人信息保护就不但无法促进某种权益，反而可能妨碍另一种合法权益的实现。

但信息与观点或意见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对信息的披露本身就可能构成观点或意见。[3]See Samuel Warren Louis 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Vol.4, No.5 (1890), pp.193-220. [4]这一制度起源于美国政府医疗、教育与福利部在1973年发布的公平信息实践准则报告，该报告规定：必须禁止所有秘密的个人数据档案保存系统。在目前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中文研究中，个人信息作为他人言论对象的属性较少被关注与提及，但个人信息作为他人言论对象的属性已经被国际学界特别广泛讨论。[66] 个人信息应当进行场景化的行为规制，这与个人信息所承载的多重权益相关。当媒体报道公众人物或具有公共议题中的非公众人物时，即使此类报道侵犯个体的隐私期待，甚至因为错误使用个人信息而造成诽谤，此时媒体也可能因为言论自由保护而得以免责。公法对于对象的法律定性常常是法律保护的前提性问题。

例如我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无关信息，违反法律法规或与个人约定的信息。在司法层面，司法机关也应当以司法判决和司法案例编撰来分析个人信息保护。

有专家指出，就个人信息保护而言，法律所针对常常是大型企业对非公共人物或不具有公共议题的个人信息的收集，对于此类个人信息，很难说它们属于言论自由所保护的对象。我们已经看到，在收集个人信息时，自动驾驶等场景就不太可能赋予个体以选择权。

例如一些公司收集了海量个人信息之后利用此类信息来进行大数据杀熟，或者进行实时定价而榨取更多的消费者价值。例如规范的新闻机构所发表的数据、政府机构所发布的数据、具有良好声誉的博客或个人所发布的数据、经过数据主体同意的数据，此类数据更可能蕴含公共利益，更不应当被删除。

而且，隐私权理论的提出者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本身就是言论自由理论的开创者之一，[3]从言论的角度思考个人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他们都延续了洛克与康德的个体主义法哲学理论，将个体视为具有理性选择能力的个体，赋予个体以对个人数据的相关权利。但这两种观点都无法从整体上理解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权的观点忽视了个人信息的自由流通属性与公共属性，而个人信息作为言论自由对象的观点则忽视了个人信息背后的多重权益。注释: [1]参见我国《宪法》第13条第1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2]个人信息保护亦是如此，无论是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还是私法保护，都需要先在公法或公法理论上明确个人信息的法律定性。因此，无论是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还是利用，无论是商业性还是非商业性的场景，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和对相关行为进行规制都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

因此，沃伦与布兰代斯虽然提出了作为独处的隐私，但他们也同时是强调了隐私与公共社群的关系，认为隐私的边界必须结合每个具体案例的多种情境来进行考虑。[75]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文拒绝个人信息权利，但承认个人信息被保护的权利。

相反，当人们害怕被人偷听，害怕被公众曝光，害怕自己的言辞成为流言蜚语的话题，害怕自己的亲密关系被公开审查，害怕自己所说的话被认可或不被认可时，公共讨论反而就会受到抑制，言论自由所保护的目的就会受到削弱。根据这种理论，个人信息权是一种基本权利，个人首先有权防止其消极性的隐私权益受到相关主体的侵扰。

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言论自由案(N. Y.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就说明了这一点。[36]参见Jeffrey Rosen，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Stanford Law Review Online, Vol.641(2012), p.88，载SLR网站http：//www.stanfordlawreview.org/online/privacy-paradox/right-to-be-forgotten，2018年1月5日访问。(二)控制性信息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不仅包含对公民消极性信息权利的保护，而且也包含对积极性信息权利的保护。[42] (二)个人信息作为言论自由对象的反思 另一方面，将个人信息视为他人言论自由的对象，存在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的问题。

[76]关于平衡数据流通与信息主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参见王利明：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第45—57页。公共人物或公共议题中的个人信息自不必说，此类信息可能会对公共讨论产生重大影响。

[53]在此类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中，相关企业就没有通过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来为公民提供更好的信息，[54]反而利用信息来操控选民，剥夺人们反思和慎重选择的能力。[16]根据FTC的准则，这种选择包括内部二次使用(例如向消费者再次进行营销)和外部二次使用(如向其他实体公开数据)。

恰恰相反，当我们深入言论自由理论，就会发现保护个人信息能够促进言论自由所意图实现的目标。在此案中，《纽约时报》披露了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文件，这些文件与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所表述的内容并不一致。